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5]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6]
用这两句古话来概括何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治学精神，我想是合适的。其中后一句话，是何先生中学时代的老师常用来教诲学生的，事隔70多年，何先生一直铭记在心。
二、新领域和新问题
30年代，何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重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史问题；而佛教寺院和佛教寺院经济作为这个时期社会的和经济的一种极重要的特殊形式，故予以格外的重视。
40年代，何先生开始涉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研究，先后发表了《魏晋南朝的兵制》、《魏晋的中军》二文，分别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8年1月）、第17本（1948年4月）。
社会经济史、佛教寺院经济、兵制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领域，在50年代至80年代，断断续续，却始终贯穿于何先生的治学之中。而关于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在50年代以后，一是在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时限上，上下都有所伸延，上及西周，下至中唐；二是在研究对象的内涵上亦有所丰富和扩大，意在试图对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历史进程及特点做综合的叙述与阐释。50年代写成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印）、《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以及60年代发表的《谈耦耕》（《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5月）、《周代土地制度和它的演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等论文，即表明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向。而对于这几个领域或做总结性的研究，或做进一步的开拓，则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