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假使有一种人，有作年谱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确定，无法作很齐整的年谱，就可以作变体的。如司马迁很值得作年谱，而某年生，有几十岁，绝对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迹远可考知是某年作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记出来也比没有较好。王国维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马迁一类的人很多。文学家如辛弃疾、姜夔都没有正确完整的遗事。辛弃疾的史料还可勉强考出。对於姜夔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迹，钩稽出来，也略可推定先后。这种人的年谱，虽然作起来无首无尾，也还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变体的年谱也不可废。
还有一种合谱，前人没有这样作过。合传的范围可以很广，事业时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经作得很多。年谱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书内，最少也要二人的时代相同。我们看，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作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马光年纪只差一岁，都是政党的领袖。皇帝同是这一个，百姓同是这一些，敌国同是金夏，官职同是最高。不过政治上的主张不同，所以一进一退，演成新派旧派之争。我们若拿他二人作谱主，尽搜两党的活动事迹，在一部年谱之内，看了何等明了，何等畅快。从前作者不会想到这种体裁，所以蔡上翔只作王荆公年谱，顾栋高只作《司马温公年谱》，我们仍旧只能得片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