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假使有一种人,有作年谱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确定,无法作很齐整的年谱,就可以作变体的。如司马迁很值得作年谱,而某年生,有几十岁,绝对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迹远可考知是某年作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记出来也比没有较好。王国维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马迁一类的人很多。文学家如辛弃疾、姜夔都没有正确完整的遗事。辛弃疾的史料还可勉强考出。对於姜夔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迹,钩稽出来,也略可推定先后。这种人的年谱,虽然作起来无首无尾,也还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变体的年谱也不可废。
还有一种合谱,前人没有这样作过。合传的范围可以很广,事业时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经作得很多。年谱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书内,最少也要二人的时代相同。我们看,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作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马光年纪只差一岁,都是政党的领袖。皇帝同是这一个,百姓同是这一些,敌国同是金夏,官职同是最高。不过政治上的主张不同,所以一进一退,演成新派旧派之争。我们若拿他二人作谱主,尽搜两党的活动事迹,在一部年谱之内,看了何等明了,何等畅快。从前作者不会想到这种体裁,所以蔡上翔只作王荆公年谱,顾栋高只作《司马温公年谱》,我们仍旧只能得片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