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河和沿海的航行权，各国通例，都是保留之于本国人的。这不但以权利论，应为本国人民所独享，即在国防上，亦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前清政府，不明外情，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许英人在长江航行。各国援最惠国之例，群起攘夺，而长江航权，遂非我所独有。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开苏、杭为商埠，后四年，遂颁布《内港行轮章程》。华洋轮船，照章注册的，一律准其通航。外人在华航行权，遂愈加推广。至于沿海，则条约未订立以前，外人业已自由航行，更其不必说了。前清所订的条约，只有一八九九年的《中墨条约》，申明“不得在国内各口岸间，往来贸易”，然而无补于事。民国现在，虽亦未能将已丧失的航行权，即时收回，然十八年的《中波条约》，十九年的《中捷条约》，均订明将内河和沿海的航权保留。其余各国，重订条约时，亦可渐谋改正了。
租借地在法律上，本来和割让地显然有别。但在事实上，则外人据之，亦未免隐然若一敌国。中国的有租借地，自德人之于胶州湾始，而旅、大、威海、九龙、广州湾，就纷纷继起了。欧战之际，胶州湾又为日人所据。其后因山东问题的解决而交还。至于华盛顿会议中，中国代表要求各国交还租借地，则只有英国允将威海卫交还，其后于十九年四月实行。至英于九龙，日于旅、大，则均声明不肯放弃。法于广州湾，当时虽声明愿与各国同行交还，然迄今亦仍在观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