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的胡化就其实质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复旧或回归。孝文帝的汉化,使昔日的同宗兄弟产生了地位与贵贱的两极分化,迁洛者身居高位,留居边镇者形同厮养。对汉族门阀政治的全盘吸收又使广大鲜卑平民备受压抑,身份日沦,怨恨倍增,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中夹杂的强烈的反汉化情绪正是上述遭遇的反映。在六镇起义中起家的高欢、宇文泰当然需要利用这种情绪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因此,这时的鲜卑化是形势所然,随之而来的又必然是一场新的汉化。
在西魏,宇文泰于大统七年(541年)九月颁行了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10]从这18个字中可以看出,宇文泰在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奉行的都是汉族封建统治制度,无丝毫鲜卑化的内涵。他要求奉行德治教化,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礼让等儒家道德规范。在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革除落后的鲜卑旧俗和空谈玄理、崇佛论道的腐朽风气。依据《周礼》制定新的官制。显然,宇文泰的鲜卑化措施只是为了照顾一部分鲜卑族人的感情,消弭因汉化不当而造成的民族隔阂。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以保证汉化的顺利进行。北周之所以能灭齐统一北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是在鲜卑化之后又走上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