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的胡化就其实质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复旧或回归。孝文帝的汉化，使昔日的同宗兄弟产生了地位与贵贱的两极分化，迁洛者身居高位，留居边镇者形同厮养。对汉族门阀政治的全盘吸收又使广大鲜卑平民备受压抑，身份日沦，怨恨倍增，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中夹杂的强烈的反汉化情绪正是上述遭遇的反映。在六镇起义中起家的高欢、宇文泰当然需要利用这种情绪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因此，这时的鲜卑化是形势所然，随之而来的又必然是一场新的汉化。
在西魏，宇文泰于大统七年（541年）九月颁行了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10]从这18个字中可以看出，宇文泰在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奉行的都是汉族封建统治制度，无丝毫鲜卑化的内涵。他要求奉行德治教化，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礼让等儒家道德规范。在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革除落后的鲜卑旧俗和空谈玄理、崇佛论道的腐朽风气。依据《周礼》制定新的官制。显然，宇文泰的鲜卑化措施只是为了照顾一部分鲜卑族人的感情，消弭因汉化不当而造成的民族隔阂。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以保证汉化的顺利进行。北周之所以能灭齐统一北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是在鲜卑化之后又走上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汉化。